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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演变与企业家群体成长 
 

作者:许春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释放了体制内人员的活力,促进了体制外人员的发展。其中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下海创业,一批企业家在市场化的锻炼中成长起来。各阶段出台的重大措施基本可以用“放松管制、承担保障”来概括。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带动了大批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制度变迁是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推动的,还是由于制度变迁激发了企业家精神?我国发自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安徽一个乡村发生的农民集体承包的冒险活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在完成定额的上交任务后,农产品可以自行到市场上交换处理。这大大激发了农民扩大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我国农村蕴藏的创业精神迸发出来,随后出台的乡镇企业法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也诞生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家群体。比如,名列“我国乡镇企业功勋名单”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以及华西集团董事长吴仁宝。

二、“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经营承包制”与第一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产生

80年代,城市改革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把产品投放到市场中去,并扩大了国营工厂厂长的奖金提留额度和自主分配权,在国有企业尚未解决人员退出机制的情况下,企业在内部实行人员调配和优化组合,以达到精简搞活的目的。在未触及产权制度情况下推行的经营承包制,给予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们极大的自主经营权。承包制改革带来的一项人事制度变化就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竞选机制,这为企业家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来展现自己。1988年,在中央政府部门层级上开展了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的评比,既是对这一改革成果的肯定,又在全社会营造了“企业家是英雄”的氛围。

三、“私营企业合法化”与下海创业企业家队伍兴起

1988年,我国首部私营企业条例出台,承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私营企业蓬勃兴起。我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开发商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就在当时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海创办企业,注册了北京第一家私营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用友已成长为年营业额50多亿元的知名企业。90年代政府以多种资金、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公职人员自谋出路,促使一大批公职人员下海创业。

四、国有企业“破三铁”、“下岗分流”、“劳动契约化”、“主辅分离”改制与创业带动就业的企业家群体兴起

8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开始在内部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改革尝试,扩大国有企业厂长和经理人的管理决策权限,解决国企职工不能解聘、工资分配固定化、职务能升不能降的问题。1992年,正式全面展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1993年,在国有企业亏损突出、面临职工大规模“分流”安置压力的情况下,为安置“关停并转”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国家开始采取“拓展多种经营、组织劳务活动、发展第三产业、综合利用资源”等减员增效措施,对富余职工实行待岗、转业培训、有限期放假、内退等政策,明确对申请辞职的职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政策,允许企业提前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发放经济补偿金。1994年,《劳动法》将过去存在的终身固定劳动关系明确为契约化的合同用工关系,明确劳动合同制度范围扩大到境内所有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同年,劳动部颁发《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明确了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裁减人员所需支付费用计算标准的法规依据。

1996年,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企业破产或关停时,采取了“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首先用于破产职工的安置”、“按第一序列优先清偿养老保险费”、“银行回笼款优先转入工资预留户”、“优先保证职工最低工资水平工资的发放”等特殊政策,即产权让位于职工债权。同时,各地开始探索“主辅分离带资分流”安置分流人员的做法,即国有企业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可用出售资产作为职工“分流”所需经济补偿金来源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当时确立了企业改革“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方针。长沙阿波罗公司在企业改制时,经地方政府批准采取的“利用企业资产折股给职工作为经济补偿金”的做法,尽管尚存在“谁积累谁拥有”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但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效仿。2002年,原国家经贸委等八部委联合出台推进国企“主辅分离”的859号文,允许国有大中型企业可用非主业资产和闲置资产,破产企业可用其有效资产等作为分流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59号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中央政策层面上肯定了在各地被称为“身份转换”和“资产置换”的国企职工“分流”做法,也启动了“职工债权”与“企业股权”的转换关系。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企业家群体。

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权激励政策与现代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给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学习效应,我国开始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多年的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其中明晰产权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中央政府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委托企业经营者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这样,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就成为重要的政策问题。MBO本来是西方企业并购重组时的做法,在我国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等方针指引下,作为安置分流员工的一种措施,最终起到了股权激励的效果,带动了一批以创业解决就业的创业企业家的兴起。借鉴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时代兴起的股权激励、股票期权激励,先是在高科技企业试点,随后又在上市公司试点。

以国有科研院所公职人员身份下海创立联想集团的企业家柳传志,很早就开始考虑要给在市场闯荡的经营班子成员的长期激励问题,并使之与现有的制度衔接。虽然在90年代初期就想搞产权制度改革,但太快和太慢都不好,“快半步”即可。因此,90年代初先争取作为出资方的中国科学院同意,在账面上试点分红权。到90年代末,财政部、科技部终于同意了对高科技企业股权激励试点,柳传志这才将分红权转变为股权,并在几年后才正式行权变现。柳传志的企业家眼光与对体制制度演变关系的把握,使联想集团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

六、“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特区”与高科技人才、海归创业企业家群体兴起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开始探索如何克服计划经济下科研体制“重成果不重产出”的弊病,在整个经济制度转向市场化的同时,也开始将“市场激励”的方法引入科研体系,科研投入重点开始由科研院校为主转向以企业为主,在企业中建立“国家级技术中心”。此外,各地在探索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途径的同时,开始在制度上鼓励拥有技术成果的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作为股权出资创办企业,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的“技术发明家型企业家”,创办“江民杀毒软件公司”的企业家王江民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拥有庞大海外华侨和留学人员的中国,从注重吸引外资到开始注重引进技术(包括促进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到注重引进人才(包括技术人才、风险投资人才和新经济领军人才等)。从中央到地方,最初都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外经贸部门,以吸引外资作为考核的主要政绩;后来逐渐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技部门为主,把引进海归人才回国创业作为工作重点,以高科技经济、新经济的发展作为重要业绩。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辞去硅谷优厚待遇、携带专利回国在中关村创业的海归企业家李彦宏,他创建的百度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独立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最大的中文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

我国在吸引人才做法上,初期主要是以各种资金优惠措施吸引扶持海归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后来开始在制度上作出多种变革来适应对海归人才、高科技人才的管理和服务,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带来的是各地开始把人事组织部门推向前台,把营造国际化管理环境作为重要工作指标。进入2010年之后,我国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发布国家级人才工作中长期工作规划,以北京中关村和武汉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提出建立“人才特区”,出台包含重金资助、项目扶持、出入境居住便利、家属子女安置、政府采购等多方面领域的政策,一大批高科技、新经济领军企业家在我国兴起。目前,中关村海归创业人才超过3万人,累计创办企业超过8000家,成为国内海归人才创办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中包括中星微电子、百度、搜狐等知名企业。中关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中,半数是海归人才创办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关村涌现出了以柳传志、李彦宏、邓中翰、尹卫东、李开复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企业家。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演变与企业家群体成长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到,促进企业家创新努力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的调整,产权契约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企业家是打破要素供需均衡、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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